电话又响了。

犹豫着，要不要接？按理说，我是“听不见”电话响的。“两耳不闻窗外事”——连窗内事都不闻。但又怕错过了什么好事，或者急事。你不得不承认：每一次电话响都是一个悬念，极富吸引力。

一听声音，发现既不是好事，也不是什么急事。

——你好，这是钟山的住宅电话，对不起，由于我的耳朵有点问题，听不清你的话。请你在中午或晚上再打过来，那时我老婆在家可以接听。对不起，我挂了。

要知道，你接一次电话就有失去一个朋友的危险。朋友无事是不会打电话给你的。现在都是些什么事呢？无非是五花八门的生意经：推销这个，推销那个，找这个熟人，找那个熟人……

上次有个挺好的朋友打电话来，动员我参加一个什么直销网，他说我是大学教师不坐班，有的是时间，在给我介绍个第二职业干干。最后他说网费要交180元。我知道，这种介绍都可以拿回扣的。如果我稍微有点兴趣，我会考虑参加的。可是我实在没有这个兴趣。当时老婆在一旁听见了，就批评我说：你真笨，你怎么好这样直统统地回绝人家呢？你应该找个借口，比如说我本人很感兴趣，等我和老婆商量一下再跟你联系——你往我身上推一推嘛！这下好，又得罪一个！

……

说起家里的这个电话，是去年刚装的。

去年，也就是1992年，这个小城掀起了一股家庭电话热。用孔老二的话说：是人是鬼家里都装上了电话。孔老二就是住我对门的孔家的二儿子。他还有一句名言是：全社会的人谈生意都谈疯了。

孔老二30多岁了，他急于想谈个对象、谈个恋爱什么的。看到大家都在谈生意，他当然十分恼火。

你看吧，无论是我们学校还是我老婆工作的文化馆，大家在办公室里整天谈的都是水泥、钢材、三合板……公家的电话被抓起来就别指望再放下。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挖自己隐藏多年、失去联系的同学、老乡、朋友、亲戚、熟人，甚至同学的同学，熟人的熟人，一面之交或者一面未交……挖别人，也被别人挖。双方一旦接上头，则大呼小叫，惊喜成分，亲热异常，像阔别43年的台湾同胞找到了离散半个世纪的亲人。记得当时，精神病院的陈医生一见面就向我报喜：他又挖到了深圳的总经理、北京的副处长什么的，希望越来越辉煌。

别的不说，就说我自己吧，当时也颇有收获：我那些大学同学混得好的已经当上了副厅、正处，当厂长、经理的就更多了，只是对方得知我在电大做教书匠不免流露出几分失望。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示不相信，说我在大学里一直是学生干部，一直是头儿，现在就算在院校工作，不是校长也该是个主任吧？我不知道他们说的真心主知，还是统一的客套之辞。有的时候我也只好就这么含糊过去。因为当时，我的周围总有那么多同事眼巴巴地等着打电话，我总不能当着他们的面一个劲地解释自己为什么没当上校长、主任，连中级职称都没有解决吧？这又不是什么光荣伟大的事情。

苦只苦了学校的电话。电话费直线上升，连续翻番。有人汇报到领导面前，居然把我列为“主犯”之一，说我一打就是个把小时。领导居然也就深信不疑。

后来为这事，我和系里一个关系不错的同事闹翻了。这老师比我大十几岁，据说和我还沾着点儿干亲，平时我把他作为老大哥看待。当时我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蠢话，老大哥突然勃然大怒，后桌而起——他妈的你跟我甩什么东西？！同时把桌子一掀——还好，没掀翻，桌腿重重地砸在楼板上发出沉闷的轰鸣……当时我都惊呆了，僵在原地动弹不得。我实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发那么大的火，弄得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后来听说，当时老大哥正在做一笔一千吨的柴油生意，最后当然没有做成，似乎好几十万的财富就这样白白地流走了，他正愁找不到借口来出这口恶气……

那天回到家，我就发狠说家里要装一部电话。老婆对此也深表赞同。看样子她在这方面也受气不少。——如果要谈生意的话，在家里谈最方便，什么话都好说。在办公室人人的耳朵都竖着，他做不成，也要把你的生意捣了。

装电话的2600元钱是问老丈人借的。巴巴结结交了钱，左等右等，左找人右找人，就差磕头下跪了。等电话装起来，我都不敢相信了。或者说，打电话的兴趣都没有了。时间也过了半年多。接着中央冷不丁来了个什么“宏观调控”，银根这么一抽，做生意的人便纷纷落下马来。许多只电话因此也纷纷哑了。

……

以前我是经常给陈医生打电话的。也许由于他是医生，有交往的价值？但愿这不是我的潜在动机。

当时陈医生在医院负责一部分家庭病床，其中不少病人是官儿或款儿，他们开家庭病床其实也就相当于是公费请的私人医生，为他们全家老少做上门医疗保健服务。陈医生于是就利用这些关系来做生意。每次都很有希望，看看成功在即，总是亏于临门一脚，滚滚财富顿成泡影……

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