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我们蜗居在草棚里等分房，一等就是四年。

单位的三幢住宅楼建好以后空关了三年没有分掉。当然不是房子没人要，而是恰恰相反，要房子的人太多了，怕打破头。

本来我们不打算马上要孩子的，但听说有孩子的夫妇可以优先分房，我们就改变计划把孩子生了下来。

记得妻子临去省城生养的前一天，我们专程去了一趟厂长家与之告别。其实告别是假，谈房子的事情是真。

孙燕挺着个大肚子，让我们的厂长吃了一惊。记得那是1984年的冬天，厂长对我们说，快了快了，我们准备春节前把房子分下去，让职工搬进去高高兴兴过个年。厂长还说：等你们的小宝宝生下来，回到麻县，就不用再住抗震棚了。

听厂长这么一说，我和孙燕的心情便好了许多。谁不想有个像模像样的家，谁不想有个自己安逸的藏身之所？

在去南京的长途汽车上，孙燕便开始一次次地设想、规划我们新房的蓝图──直到我们的儿子长到三岁。

每年冬天我们的厂长都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在春节前把房子分下去，让职工搬进去高高兴兴过个年。但每次都有人威胁我们厂长，说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让厂长过不好年。你想，厂长也是人，他也想过个欢欢喜喜的春节，所以，他只好让新房一年又一年地空关着，让所有的人都仰着脖子，望梅止渴。

本来，我是住不上新房的──虽然我一直自认为，作为全厂唯一的一名“正规”大学生、“正宗”知识分子，进新房应该没有问题。

当时的新房有一室半厅、一室一厅和一室半一厅三种规格，我心不黑，心想哪怕给我一套最小的一室半厅的就行──总要比抗震棚强吧？但后来有可靠的知情人偷偷告诉我：新房的分房方案中没有我的名字。

在这篇小说里，我仍不能告诉你这个告密者是谁，因为我曾向他发过誓：我将用我的人格担保。假如我没有如此可信赖的人格，他是绝对不会把情报告诉我的。我相信他的情报是准确的。

说实在的，这个情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暂时没有把这个情报告诉妻子。可时间不长，孙燕就察觉到了，就猜到是房子出了岔儿，就拉着我到处去找熟人，去找关系。

她们文化局一位年轻的领导给她出主意说，他和某副市长关系很好，他要我们写封信，由他亲自交给这位副市长，请副市长在信上批示一下，再转到厂领导手上，这样一来，厂领导非重视不可。

我们于是依计而行。我的理由也是堂堂正正的，我不要厂里任何“照顾”，只要它公平对待我就行。

时间不长，那个可靠的知情人又偷偷地告诉我：分房方案中有我的名字了。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孙燕，她马上说：“问他是大户小户？小户不要！”

后来又有进一步的消息说：是中户，一室一厅。孙燕又说：“中户太小了，要不然再去找副市长，要个大户，争取一步到位。”

我说算了，我们科长连小户都分不到呢。孙燕又说：“那你去找那个人，要个好楼层，一楼六楼不要，一楼太脏，六楼太高，夏暖冬凉，水压不足，还会漏雨。”

我说好吧。其实我并没有去找那个人，即那个向我通报消息的同事，他确实是分房小组的成员，但他只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没有什么实权，能通通风报报信就不错了，何必去为难人家呢？……

几天后，有个同事告诉我，有一天他看见孙燕独自一人去了厂长室，听说她找了厂长，谈房子的事，要求分给我们三或四楼，她还提到了那个副市长，言下之意她和他比较熟，经常见面等等。

当时我并不相信这位同事的话。按我的了解，孙燕不会做这么大胆的事。回来后我问她，她也矢口否认。不过孙燕说，她请她那位年轻的领导向厂长打听过的，我们的房子好像在三楼。

接着孙燕又很后悔地说：我忘了让他打听一下，具体是哪一幢楼，因为１号楼靠马路，很吵的，３号楼最好了。

我说谁不想要３号楼？谁不想要三楼四楼？不能所有的好处都给你一个人吧？……

说着说着，我们不知不觉就争吵起来，竟忘了在我们那个草棚里，你轻轻放个屁隔壁邻居都能听得真真切切。

自从传出我们要分新房的风声后，周围邻居就开始疏远我们了。

只有一个叫于海的老太好一些。为了证明她并不嫉妒我们，于海还经常偷偷跑来向我们通报消息。

于海是个离婚十多年的单身老妈，年纪才四十多岁，只不过看上去老得很厉害、像个老太罢了。当年离婚时，儿子判给了男方，现在儿子长大了，二十多岁了，他和老爸合不来，自愿住到老妈这儿来了，一个草棚子里，不知他们是怎么住的。再说，儿子也到了谈对象结婚的年龄，房子自然就成了燃眉之急。于海的遭遇我们都非常同情。

于海还告诉我们一个秘密，她有个嫂子在省供销社当官儿，能搞到平价钢材，厂长曾跟于海许愿，假如她能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