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对上他老爹，他的借口并不成立……

呸呸呸，什么借口！

是事实！

他想了半天，终于悟了。

“爹，不是别的原因，是我的卡运不好，抽出来的人不行，效率很低；若是我有爹你这一套班子，平日里就能把事干好，我哪里还需要夺他们的情？”

【话术一般是，国家事多啦，请为公义断私情一类的。

也有比较好笑的，像夏原吉丁忧碰上朱棣死掉，仁宗道德绑架他：你有丧事要服，我没丧事服吗？】

“啊！”大家一时目瞪口呆，“这……这真是个天才一般的好理由啊！”

朱棣趁机说：“本来先解决国家大事也是很理所当然的嘛。而且那后辈的未来，应该也没有什么服丧的说话了，不然她何必多此一举的解释服丧是什么，夺情又是什么呢？我们要朝着先进的地方看……”

【随着夺情的普遍，“营求夺情”的行为也泛滥了。

一般来说，丁忧有三年之久，朝廷不可能干等你，会找其他人补缺。一个萝卜一个坑，大部分人丁忧回来都面临改调他职的困境。

而夺情起复可任原官。

在有利可图面前，人伦道德都是次位。明朝命令禁止“匿丧”，官员们就用“营求夺情”寻求合法的“匿丧”。

常见的有你爹妈死了我替你说说好话，回头我爹妈死了你也保举我夺情。

一时之间，“相习成风……一闻亲丧即行保举夺情”，连办事小吏都搞起了夺情。】

老朱今天的气是消不了了：“垃圾，垃圾，连小吏都搞起了这样的东西来，可见你遗毒万千！嘴上只会说未来如何如何，那未来还有飞机，他们立刻就能飞回家里去，搞不好人家是飞回了家里再回去工作的，他们还时时刻刻打电话享受天伦之乐呢！这未来父与子的距离，是我们现在父与子的距离可以比的吗？”

“再说，不重视这些，大家心里面就没有那质朴的感情了，社会的风气就败坏了，这整个朝廷，都蝇营狗苟，乌烟瘴气了，官场如此，又怎么能奢求他们治理好大明，治理好百姓？！”

【夺情获利的对面是“纲常”人伦。

成化2年，李贤夺情，他的学生罗伦首次用纲常立论，攻击夺情本身。提醒老师“尽孝于亲，为万世之大臣”。

这是明朝第一次较大的夺情舆论风波。

即便李贤最后还是成功夺情了，这种舆论的压力还是存在的，对后来官员的夺情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很多人一想到要被上升到不守纲常，就放弃了。

弘治以后，规定“非兵革无有言夺情”便建立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

眼看着老朱就要赞同这个说法的同时，朱棣忙不迭道：“爹啊，千万不要立下什么万事不移的祖训啊，万一遇到了土木堡这样的大事，朝堂上上下下，还是得同舟共济。”

老朱愤愤道：“我大明也就只有一次土木堡，把土木堡单独列出来就好了！”

“真的吗？”朱棣怀疑，“我怎么感觉北平危若累卵，数次遭到威胁呢？”

【到了嘉靖年间，极其特殊的“大礼议”事件，把“孝道”的重要性拔高到了无与伦比的地位。

最佳辩手张璁给嘉靖找到了“孝”这个绝佳的武器来攻击杨廷和。】

朱棣扣了扣耳朵：“谁孝？孝谁？嘉靖？嗯，好笑，真好笑！”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记》曰：礼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

在传统儒家的观念里，有家才有国。国是一个放大的家庭，是为了维护家而存在的。

如果以国的名义损害了家庭亲情，就失去了他的存在价值。

家国就是这么个概念，和咱们现在的国家是两码事。

既然家那么重要，孝这种家庭大杀器，自然也对国至关重要了。

张璁又抛出“礼本人情”的观念。

礼，本就是基本道德的一种外在表现。

因为公众普遍遵守某种道德，久而久之变成了一种社会规范制度。

有了制度，有了秩序。

人们自然而然的就想要维护秩序不被打破，就开始维护“礼”

可是礼时间久了，会被外在形式所拘泥，变得僵化，变得不符合当下。

王阳明就倡导，既然礼是人情的体现，我们应该去追求情感表达的本身，以人情人心为依据，损益变化。

议礼派高举以情制礼的大旗，抨击维礼派只知道举过去的老掉牙故事，不能看到“古今风俗之异”。

嘉靖如今是特殊例子啊，我们要遵从父子天性，是时候追求新的礼了！

——嗯，张璁搞大礼议，很明显是在给自己未来改革找点依据，礼法都变了，改革何尝不可行呢？】

四个文臣听得目瞪口呆。

张璁的辩论技巧之高，他们都叹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