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何主席是独裁者的讨论么？”

司徒雷登稍稍有些愕然，他当然记得此事。不过以他受到的中国文化影响之深，司徒雷登觉得这个讨论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最好不要进行过多讨论。

纠结片刻，司徒雷登还是坦率的答道：“我认为那次大争论以及后续引发的文化对比活动很有价值。”

赵天麟点点头，坦率的表示，“我也这么认为。”

何锐在世的时候，1937年的中外学者交流中，外国学者代表团内部有个姑且称为模糊共识的看法，“何锐是个独裁者”。

这种看法刚提了出来，立刻遭到了中国学者们的激烈反对。因为“独裁”这个词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有相当的负面意义。

中国文化中的所谓“独裁”，就是独断朝纲。且不说这种用词已经暗示了“独夫”，“暴君”或者“权臣”这些并不被中国文化认同的联想，光是独断朝纲，在政治上意味着以牺牲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推行政策。

所以中国学者认为，既然何锐的政策从来都是普惠性质，全民受益。决不能以“独裁”来形容。

外国学者在遭到最初激烈反对的时候都很懵圈，欧美文化中的“独裁”是一种管理模式，与政策本身的效果没什么关系。

基于欧美文化的思想体系认为，何锐是中国制度中的核心政策制定者，是相当一部分政策的直接制定者，还是几乎所有政策的最终拍板人。作为主席（chairn），作为坐在核心椅子上的裁决者，何锐所做的一切都符合欧美管理体系评价中的“独裁者”的定义。

这种非常不愉快的争论直接导致了中外学界对于中外政治文化，以及政治道德的一次大讨论。从而出现了非常多的论文，以及靠这些争论赚取稿费为生的媒体政治评论家。

赵天麟直接问司徒雷登，“司徒先生，你认为李主席是何主席那种chairn么？”

司徒雷登这一路上对此思考了很多，这个问题他也考虑过。从司徒雷登领导的工作小组对于公开情报的分析来看，李润石虽然从何锐这里接过了最强大的权力，但李润石可比何锐民主多了。

摇了摇头，司徒雷登叹道：“我认为李主席是真正的chairn。”

赵天麟不喜欢司徒雷登这种美国式看问题的态度，所以就把话挑明了，“既然决定美国命运的已经不再是中国主席的看法。那么美国政府的提议一旦在中国政府内上会，就会成为中国各个利益集团斗争的导火索。各个利益集团并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他们认为的能够最有效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发展的路线而斗争。所以我无法理解司徒先生你到底是想怎么达成你的目的。”

说完这些不令人开心的话，赵天麟也觉得自己或许危言耸听了，又用尽量此时能做到的温和语气说道：“当然了，也许是我也爱着美国这个国家。所以，我认为司徒先生是希望能够中国政府能够坚守不承认两个美国，以及不实质推动两个美国政策。也不知道我是否正确理解了司徒先生的想法。”

司徒雷登直觉的心中有些感动，他一直觉得赵天麟始终对美国有感情，赵天麟现在所说的话也证明了这点。

按捺住情绪，司徒雷登尽可能平静的而不是用请求的语气说道：“赵先生，我期待中美之间能够走出战争的造成的影响，恢复友好的关系。美利坚合众国已经愿意与中国进行全面合作。我认为赵先生也能感受到，美利坚合众国已经真正承认了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和种族同样优秀。

我此次前来……是……首先是探望您。如果您愿意的话，能否让我请教您，如何与这一届中国政府在和平友好的立场下进行有益于双方的讨论与合作。”

听了司徒雷登相当谦虚的发言，赵天麟确定司徒雷登真的是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深刻影响。总算是放了不少心。

既然司徒雷登算是能交流的对象，赵道：“我的建议是，你必须拿出战略层面合作的诚意。才有可能让决定权转移到李主席那里。”

司徒雷登知道自己并没有得到相关授权，所以没办啊回答。最终，司徒雷登尝试着问道：“赵先生，您作为何主席的亲密战友，与李主席同样有着非常好的关系。我能否请求您以私人的方式向李主席转达一些美国的看法么？”

赵天麟虽然觉得司徒雷登明显是有些走投无路了，但是依旧对这样的要求很不满。最终，赵天麟答道：“自何主席开始，中国的国家政策就完全不受私人关系影响。即便何主席的决策模式看似个人决定，其决定过程也不受任何个人感情影响。所以我认为司徒先生对于中国的理解，还是受到满清与北洋的旧中国思维的太大影响。我要向你强调一件事，现在已经是新中国。政治上的公与私之间的纠结已经完全不同。”

司徒雷登听到这话，只觉得心脏乱跳了几下。他在中国经历了满清、北洋、何锐政府三个时代。从何锐政府开始，中国好像突然间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其变化之大，仿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