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票证，这种票证，也是货币的一种，是一种分配方式。

王谦第一次提出了他对国事的理解，他觉得大明经济当下的主要矛盾，就是商贸、经济越来越繁荣，交换在加速，但充当媒介的货币，却混乱无比，而且无法充足供应。

“大司徒和少司徒已经说过这个事儿了，大约五年之前，那会儿你还没考中进士呢。”朱翊钧点头，钱荒的可怕，五年前王国光已经反复说明过了。

不是大明不想解决，开海就是为了白银流入，也不是两位司徒无能，实在是大明的体量太大了，多少银币、多少铜钱，都填不满这个大窟窿，大明对货币的需求量，实在是惊人的可怕，朱翊钧甚至怀疑，中原始终无法从小农经济蜕变到商品经济，就是钱荒导致。

实在是太缺钱了。

大明就像一个饕餮一样，吞下了所有流入大明的白银、黄铜，而且贪得无厌。

“臣唐突了。”王谦赶忙俯首说道，原来朝廷明公们早就清楚，并且奏闻陛下了。

“你有这份为国分忧的心，朕还是很满意的。”朱翊钧鼓励道“你打理好交易行就是，实践多了，以你的聪慧，日后未尝不会平步青云。”

“臣谨遵陛下圣诲。”王谦拜别了陛下。

朱翊钧一直不认可王崇古对王谦的培养方式，王崇古要让王谦做个混吃等死的纨绔，但精通矛盾说、算学、公私论、阶级论的王谦，是官选官阶级的顶级肉食者，他站的足够高，对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非常清楚，如此混吃等死，属实是浪费人才了。

朱翊钧提醒王谦不要失去理性，也不是空谈，严嵩的儿子严世藩，多聪明的一个人，结果就是在步步高升之中，最终失去了理性，严党的彻底倒塌，和严世藩索贿裕王府有极大的关系。

燕兴楼交易行正在筹备发行两份票证，绥远驰道和绥远矿业，这两份票证，总计二百万份，每份计价五银，三年发完，用于绥远驰道的修建和绥远开矿所需银钱，这是有很大风险的，如果战败、天灾、内需不够强劲，分红不会像国债那么稳定获利且必须偿还，毕竟做生意，都是有赚有赔。

但即便如此，那些熟悉风险的投机者和经纪买办们，开始跃跃欲试，寻求赚钱的机会，因为这些新的票证，绝不是像大明宝钞那般只是自上而下的行政，还有实体的道路和矿产的自下而上。

这些新的票证，在他们眼里是安全的，而且不会大幅度下跌。它们以非常稳健的方式发行、流转、增值，而大明这个主体，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发生改变，革故鼎新。

没有人会怀疑新票证的偿付能力，大明的遮奢户们也了解了陛下的底线，帛币的轰然倒塌，是因为向下摊派风险，切割帛币的最小交易单位，引发了陛下的雷霆之怒。

这些人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愿意且能够为一个交易行的发展，其所需要的白银。

朱翊钧手里拿着一本奏疏，王国光为代表的一种保守派，对燕兴楼交易行的扩张，十分的担忧，燕兴楼交易行，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充满了争议。来到交易行的人物形形色色，有妄想着一日暴富的投机客、有担忧白银堰塞引发的白银贬值的投资者、也有恶意操纵市场的庄家。

王国光试图以善恶好坏去区分这些人，在人性本恶的鸿沟里参与博弈的这些人，王国光试图找到一个界限。

朱翊钧拿着手中的奏疏，看着冯保说道“大司徒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王谦之所以能在珍珠案里赚的盆满钵满，收割其他人，是因为他确切的知道廷议会讨论此事，而讨论的时间也容易确认，他保持理性，没有在得到结果之后抛售，而是在廷议之前变现获利。”

“大司徒首先担心的就是大明明公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得到只有明公才能得到的消息，进行交易。”

“官和商勾结在一起，贻害无穷，冯大伴，你觉得呢”

冯保略显无奈的说道“陛下，臣只是个太监，大明需要调动沉睡的白银，促进商品的交换，燕兴楼交易行的扩张势在必行，陛下，臣以为，但凡勾结者，重罚以收威吓之效，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置若罔闻。”

“如果勾结在一起，势必引发恐慌，朝廷也应该备有官库，来应对这种局面，也必须要有人对此负责，才不至于国失大信。”

多年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见得多了，他觉得出现问题不可怕，解决一个矛盾，必然迎来两个矛盾，出现问题，却不去或者不能面对问题，没人因此负责，才是最可怕的国失大信。

保守派的担忧，不是袖手空谈，是大明接下来必然面对的考验。

“你说得对。”朱翊钧批阅了王国光的奏疏，给出了具体的指示，当下大明就有一个很合适的人去做，那就是海瑞，作为大明反贪第一人，将此事交给海瑞最为合适。

这个人性本恶的鸿沟里，去寻找好人和坏人的界限，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朱翊钧对这件事的难度是有预期的。

朱翊钧下章松江巡抚和应天巡抚，下章五大市舶司、三大海外市舶司询问市舶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