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诰是朱元璋留给老朱家的祖训，就是当皇帝迷茫的时候，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打开大诰，可以寻找处理棘手问题的方法。

大诰里，记录了很多朱元璋当时为何要那么做的原因，但在风力舆论的鼓噪之下，大诰逐渐沉睡，甚至大部分的大明皇帝，根本没有翻开过大诰看过一眼，有的时候甚至为了避免朝臣们触发某种应激反应，都要避免谈及。

大诰一共分为四本，第一本是《御制大诰》，第二本是续编，第三本是三编，第四本是为了诸管军衙门颁布《大诰武臣》，洪武年间，朱元璋要求各级学校师生、民间百姓讲读大诰。

但随着朱元璋的离世，大诰被束之高阁，最终被塑造为了朱元璋为了自己皇帝的权威，利用《大诰》塑造个人的极权，进而达到以威为治的政治目的。

这股风力舆论，最典型的就是将大诰称之为《峻令》，来规避谈论时的风险，进一步将其塑造为洪水猛兽，将其中的明刑弼教、酷烈的非刑之正、律外用刑和以重典整饬吏治，不顾当时的世势、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对抗等等情况，进行全面否定。

但其实真的翻开大诰，认真将大诰研读一遍，会发现许多朱元璋本人的无奈。

比如在续编的第十八条，朱元璋就在‘民拿下乡官吏’中规定：十二布政司及府、州、县，朕尝禁止官吏、皂隶，不许下乡扰民，乡老发现有鱼肉百姓乱加税赋的小吏，是可以绑了送到京城治罪。

但很快朱元璋就发现，这一条的弊病，那就是基层官吏没有了执法权之后，辖下百姓立刻开始拒服劳役，对于百姓而言，百姓分不清楚什么是正常劳役，什么是摊派，百姓依律将下乡所有官吏一体拿了。

以至于朱元璋本人都在感慨：禁官吏之贪婪，以便民生，其顽民乘禁侮慢官长;及至禁民以贵官吏，其官吏贪心勃然而起，其仁义莫知所在。呜呼!是其难治也。

不让官吏因为贪念下乡扰民，结果顽民趁禁令侮辱怠慢官吏，以至于禁止百姓怠慢侮辱，让官吏变得尊贵，但官吏有了权柄，就会贪心再起。官与民，都不知道仁义是什么。

在洪武十八年十月，三编大诰的时候，朱元璋本人也承认了大诰的弊病，他在开篇就说：朕才疏德薄，控驭之道竭矣。

大明的国法是大明律，这一点是朱翊钧和臣工们的共识，朱翊钧也从来没有不走流程绕开刑部、都察院处置百官，尊重大明律法，坚持依法而不是依德治国，但不代表朱翊钧放弃行使作为皇帝律外治刑的权力，所以，大诰，该看还是要看，要进行参考。

大明皇帝的仪仗再次开始了南下，徐州府知府钱至毅重重的松了一口气，他怠慢皇帝，没有准备盛大的欢迎仪式、没有安排哭驾，满足皇帝陛下的正义感，但陛下似乎懒得理会他，让他如释重负，南衙的主流风力仍然是止投献，就是不能对皇帝献媚，所以钱至毅如此怠慢。

大明皇帝没有追究他，但是追究了他的前任，南衙佥都御史陈吾尹。

钱至毅起初有些羡慕陈吾尹趁着维新新政，煤钢专营之事中，掏了府库一大笔钱落到了自己的口袋里，钱至毅赴任的时候，府库里穷的都能跑耗子，花费重金购买的煤窑铁冶所，还在那些苏杭松的商贾手中控制，压根没有见到回头钱，这笔重金被陈吾尹给贪墨了。

钱至毅有些幸灾乐祸，这陈吾尹终于倒了霉。

人或许都是这样，自己捞不到就会心生怨恨，别人倒霉，就会高兴，甚至骂两句活该，但就是一点经验教训不涨。

海瑞比大明皇帝朱翊钧走的更快，提前出发去了应天府，他要对南衙都察院进行一次全面的排查，他不相信，陈吾尹不是个例，即便是个例，他也相信南衙六部里，全都是这样的海量个例。

他真的很了解南衙那群畜生。

万历十三年三月十三日，海瑞抵达镇江，而后渡江至下蜀镇驿站休息，派遣了随扈前往了应天府会同馆驿报闻：左都御史海瑞奉君命，专办陈吾尹贪腐要案。

应天巡抚李乐听闻后，立刻亲自赶到了下蜀镇驿站，见到了整理卷宗的海瑞。

海瑞不是单独一个人赴任，他带了两名素衣御史，帮着他整理案卷，素衣御史，每一个都是骨鲠正臣，和海瑞本人很像，都很廉洁，只穿素衣。

素衣御史和大明御史们办事的风格是完全迥异的，素衣御史办案，不提前通知、不跟任何人打招呼、不听任何人汇报、不要任何人陪同，领了官派马牌就直扑现场，主打一个不近人情，当然这种无情也被批评为做事过于锐利。

“见过海总宪。”李乐有些忐忑，因为他听说陛下在徐州发了好大的火儿，才有了海瑞提前南下之事。

海瑞放下了卷宗，他看了眼李乐才说道：“我知道你的来意，南衙远不如山东，陛下很生气，但错不在你，陛下给了你机会，想做什么，就大胆的做，不必担心出什么事儿，反正陛下顶多再有一月就会抵达南衙。”

“你还能闯下多大的祸来，陛下都收拾不了？京营都收拾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