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赵骏也当了五六年宰相之首，似乎积累了不少威望，但朝中不满他的大有人在，时常弹劾他的御史和谏官也不在少数，只是赵祯和赵骏都当耳边风而已。

如今只是又一波浪潮罢了。

他们都习惯了。

直接无视。

便在这股反对浪潮下，几乎翻不起什么风浪，赵昙成为了自开国将领以来，唯一被封的县侯。

而时间也慢慢地来到了庆历二年的年底。

从二月新政开始，到下半年秋税上来，让人意外的是，虽然农业税比之前还低，只有五百多万贯，可商业税却增加了许多，达到了3300多万贯，其中约1900万贯是商税和征榷，另外1600万贯是外贸。

要知道根据史料记载，南宋年间的外贸收入大概只占财政的百分之六，以南宋每年大概一亿到一点六亿贯的总收入来算，基本维持在六百万贯到一千万贯之间。

其中又以广州和泉州为主，加起来收入二百余万贯。

其余明州、杭州、温州、江阴、秀州等二十余个港口加起来收入也不过几百万贯，跟如今的北宋比起来，可谓是天差地远。

但二者其实完全不同。

一来南宋只算了港口贸易收入，没有算与金国、大理、西夏等国之间的陆上贸易收入。

二来南宋时期日本还没有发现银矿，也难以和大宋展开巨额贸易。

而如今大宋可不止做中亚的外贸生意，还同时与辽国、西夏、大理，五条贸易路线同时展开，又派使者前往中亚，多沟通中亚的阿拉伯商人，鼓励双方海贸。

所以从去年开始，海运贸易增长额就大幅度增长。

光广州和泉州收入就达到了三百余万贯，与日本之间年贸易额更是暴增至四千万两白银，是原来的八倍，也为朝廷带来了大概四百多万两白银的收入。

这样再算上其它市舶司港口，庆历二年一年海运贸易基本上有了接近千万贯的收入，达到了历史上南宋时期最高水平。

而且南宋没有加深与中亚的沟通，也没有发现日本白银矿，一千万贯收入就是极限。

现在可不是极限，随着贸易量增大，每年进出口上亿贯，光抽税就能达到一两千万贯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因此可以说现在的海洋贸易蒸蒸日上，未来可期。

而除了海贸以外，路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以及辽宋、夏宋贸易同样暴增，去年光辽国就从大宋进口了八十万斤硫磺。

由于大宋在济州岛和对马岛设立贸易中转站，又鼓励商人多前往日本贸易，大宋的书籍、工艺品、瓷器、茶叶在日本都快抢疯了。

日本的硫磺、铜、铁也快被大宋商人抢疯了。

然后大宋商人干脆也不回宋国，在济州岛报备和补充了水与食物，直接驶向山东的密州市舶司，又在密州市舶司报备和补充了物资之后，拉到了乾符县。

乾符县也就是后世河北黄骅市，大宋在这里设置了港口，主要是用于与东北女真以及辽国之间的大宗贸易。

大宋商人把从日本带来的硫磺运到这里，再走陆路北上运到辽宋边境泥沽寨，大概是后世天津市一带，于双方边境互市地区，全都卖给了辽国。

这中间商赚得是盆满钵满，几乎是直接从日本产出，打上宋国的标签，拉到辽国边境去贩卖。

在这种情况下，大宋国内的农业和经济可以说是迅速好转，经济流通爆发式地增长，虽然审计局还没有给出增长数据，但光看税收就能明白商业增长有多快。

如此一来，大宋今年的秋税就达到了3900万贯，比今年的夏税还要高200多万贯，总税收约为7600万贯。

这个数字跟去年比起来还是差了许多，少了约2500万贯，跟前几年比起来，更是少了大概三千多万贯。

因为从景佑四年开始，赵骏就一直在为朝廷搞创收。

打击贪腐、没收贪官污吏的全部财产、售卖国有资产、改革茶山、盐场等等。

特别是在后两者上，大量茶山、盐场私人化，让私商大量参股，杜绝以前国营榷场上下其手的贪腐行为，每年都给朝廷带去一千多万贯的收入。

但在全国农业税降低了三分之二的情况下，这显然已经是大大超出了预期。

赵骏最开始设想的五大贸易路线算是开始发力，今年总外贸收入约为2700万贯，海洋贸易接近南宋巅峰水平的1000万贯，陆地贸易达到了1700万贯，增长可谓是喜人。

国内商业虽然改制，造成更容易偷税漏税，可架不住税军凶猛。朝廷调集地方厢军以及禁军，全国约二十余万人，加上十多万皇城司联合组成执法部队。

几乎每个县的县衙、国税局、御史司都严抓税收，一旦抓住偷税漏税，轻则没收货物，并且罚款一定金额。重则没收全部财产，还有牢狱之灾。

一时间商人们风声鹤唳，除了少数铤而走险的以外，绝大多数商人都老实交税，成为了光荣的纳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