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别人的思想，只得靠着自己的思维和三寸不烂之舌来和薛岳沟通。

“薛长官，你别以为日军顶多只能动用五个师团，横山勇老鬼子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如果说我九战区的部队，全清一色的美式武器装备，那我相信日军攻不破我们九战区。你也知道，光十二军和七十四军强悍，可双拳还是敌不过四腿呀！”孙玉民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只能这样苦口婆心地相劝。

“玉民，你说十一军动用的不只五个师，那我倒想和你掰扯掰扯，除非横山勇他放弃鄂西鄂北，放弃大武汉，否则他所能动用的兵力，绝对超不过五个师团。”

薛岳说的其实很有道理，任哪个指挥官都不可能把原本占据着的城池丢出去，转而去全力攻击重兵把守的湖南。他的自信满满，还缘自于第三次长沙会战天炉战术的成功实施，他以为只要让日军无法得到缴获，无法顺利补给，自然会不战而退，可是他没想到，今次日军可谓是破釜沉舟的一战，后勤补给上不仅每个师团都有一个单独的辎重联队，甚至畑俊六还专门派出了护卫部队，想要再次破袭得手，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孙玉民是不知道历史，不知道畑俊六为了这此作战，专门新组建了一些旅团，还特意设置了武汉防备司令部，那他肯定会和薛岳的想法一样，可现在在明知道这一切的情况下，孙玉民绝不能任凭薛岳作出错误和自大的判断。

“五月一日之前，不光郑州，连带着新郑、尉氏、鄢陵、密县、长葛等地都会失守。”孙玉民说这句话的语气虽然平淡，但是给薛岳却造成了极大的震动。

“不会那么快吧？一战区可是坐拥八个集团军几十万部队，而且汤恩伯统领的全是精锐的中央军。”薛岳没有把话说得很彻底，在他的想法里，就算是几十万只猪，日军要抓要杀光，也得费上些功夫，怎么可能十余天就会把半个河南都丢掉。

“薛长官，这些事情超出了咱们考虑的范围，我看还是别操这个心了，你我现在倒是要想想怎么应对武汉日军的威胁。”孙玉民不愿谈及豫中的战事，是因为他知道，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二人，表面上和和睦睦，可实际上却各不买帐。蒋鼎文是被称为老蒋的“五虎上将”之一，早年追随着国父，参与过东征广东陈炯明，1942年1月接替了卫立煌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而汤恩伯作为老蒋的嫡系，曾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等，1942年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国军总司令。他们二人共事之初就矛盾重重，蒋鼎文自恃是革命元老，对汤恩伯颐指气使，而汤恩伯自诩为老蒋的嫡系，手下的十三军又是精锐的中央军部队，常常阳奉阴违蒋鼎文的命令。他们两个人，蒋鼎文的司令长官部设在洛阳，直接指挥豫西四个集团军，汤恩伯的副司令长官部驻叶县，下辖豫中和豫南的四个集团军，正副长官互相拆台、互不买帐，上峰都如此，下面的部队仗还怎么打？所以，孙玉民对于豫中的战事压根就不提及，如果不是薛岳一再询问，他连一句话都不想讲。

“玉民，话不能这样讲，河南一旦沦陷，那么我们九战区将失去一道屏障，你想我们现在单独面对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都尚且吃力，如果华北日军再倾巢而下，那我们又能扛得了几时呢？”倒底是身处位置的不同，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孙玉民想的是如何能既重创日军又能保全自己的部队，而薛岳却是一心念及的是整个战事的结果，想的是如何能确保九战区的安全无虞。

“薛长官，豫中战事已成定局，非你我能够改变，而且其中还有着诸多其他的原因，所以玉民还是奉劝薛长官你不要去操心了。”孙玉民能够这样对他讲话，实在是因为薛岳帮助过自己，想还他这份情，才劝告了两句，他不能把话讲得太明白，也不能把自己所知道的这些事实全数告知，只能隐诲地劝阻。试想一下，开战不足半月，身为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就连同着长官部仓惶出逃，不仅把二十余万国军部队尽数置于日军枪炮之下，还把汤恩伯东线完全暴露出来，这种仗任谁都没有办法，若不是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率部拼死阻击，蒋鼎文部四个集团军二十余万人将尽数被日军吃掉。可惜的是李家钰将军本人以身殉国，这是川军部队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他和张自忠将军同是以集团军总司令之职殉国的国军上将。现在才4月下旬，离八战区部队全线败退尚有些日子，孙玉民自然不能向薛岳讲明白豫中战事的结局，他也只能这样回应了。

“玉民，以你的智慧和对战局的判断，豫中战事还有可挽回的余地吗？你讲出来，我以我的名义给委座去电……”

“薛长官，黄河防线被突破之时，就已经注定了此战的结局，你还是别做这无谓的徒劳吧。”孙玉民这句话的声音比刚刚的细言细语大了很多，算是他不想再纠结这个话题的表现吧，他和薛岳都是军人，谁不明白，倚仗着黄河天险尚且阻挡不了日军的步伐，八战区的部队还能如何呢，更何况他们摊上了一个“混帐”的司令长官。蒋鼎文是老蒋的“五虎将”之一，更是何应钦麾下“四大金刚”之一，和他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