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的盟书，其中“诅”与“蛊”已经开始搭配使用，说明在公元前5世纪，“蛊”已经被赋予了巫术色彩。

周朝，神的力量被周天子取代，但“巫”依然承担着与天地沟通的责任，成为了周天子与上天沟通的桥梁；

先秦时期，秦国医和为晋平公诊治时提到“女惑男”引起的“蛊疾”，但是这个“蛊”结合晋平公的纵欲过度，其实是一种性生活过度引起的男性功能障碍，“蛊”取其并从中生，犹如蛊之食谷，日渐销蚀。

这里的“蛊”指的是疾病，是非人为故意蓄蛊。

到了秦汉，帝王权力加强，“巫”的权力地位被剥夺，但是依然被需要，比如宫廷里依然有着巫祝的官职和地位。

汉朝时期，开始提到“毒蛊”，并且有了防治手段，比如“嘉草”，这里的“毒蛊”已经有了人为蓄蛊的含义。

汉朝以后，蓄蛊的传说越来越多，甚至还到了影响立法的地步。

唐朝，李世民有些不自在，大臣们也有些尴尬。

大唐就是那个因为“蛊”立法的朝代之一，唐律疏议卷一八里记载“蛊有多种，罕能究悉，事关左道，不可备知。”

“原来没有蛊啊，怎么民间那么多有关于蛊的传说”尉迟敬德还挺好奇，“我都听说过什么蛇蛊、蜈蚣蛊、蟾蜍蛊，原来没有”

天幕这个态度很明显，尉迟敬德也不傻，能看出来。但是没想到传说了几千年的蛊，竟然不存在

长孙无忌笑了笑“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些蛇、蜈蚣、蟾蜍本来就有毒，人们出于畏惧就传说到蛊身上，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就成了各种蛊。”

同样是在唐朝，名医许仁则看到这些，摇摇头笑道“所谓的蛊虫，不过是人心害怕，畏惧爱恨情仇，害怕因为未知事物生病病死，就如同杯弓蛇影，看到影子就以为是蛊虫，自己吓自己。”

他的小徒弟还有些不敢置信“师父，那如果真的有蛊虫呢”

“没有如果。”许仁则直接否决，并且给出例子，“我接过许多自称被下蛊的病患，其中有不少其实就是痢疾，或者其他疾病。”

说完他告诫自己的徒弟“你要好好学医，民间不懂医术以为是蛊，但是医者不能真的当成蛊去治，你要去发现所谓的蛊到底是什么疾病，才能对症下药。”

徒弟连连点头“是师父，徒儿记住了。”

伴随着民族融合，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开始有了“蛊”和“养蛊人”的说法。

更为落后的地方，往往是被认为有“蛊”的一方，甚至被

认为的地方自己都认为是如此。

起初，因为巫术与中原政权，蛊毒故事发生在北方。随着文化经济中心的南移，蛊毒的故事也开始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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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以前，蛊毒都是在北方黄河流域出现。唐宋以后，蛊毒从长江流域蔓延到福建、两广、云贵川等地，尤其是江西、浙江一带；

到明清时期，蛊毒的传说主要见于深山僻壤。

这其中，伴随着文化的碰撞与经济开发。

比如北方人南迁时，不可避免的与南方人产生矛盾碰撞，同时不适应当地环境，感染南方的血吸虫病、疟疾等对于北方人来说很陌生的传染病时，北方人会怀疑自己被善用巫术和毒物的南方“养蛊人”下蛊了。

即使长期居住让北方人会渐渐认清“蛊毒”的真相，但是并不会承认自己的误解。

所谓“造谣一句话，辟谣跑断腿”，在古代经常存在。

只有在经济文化发达之后，污名化才会被渐渐洗脱。

比如广州，曾经被认为是“岭南多瘴气”的地方，是有“蛊”的地方，后来因为对外海上贸易繁华，成为了著名的外贸城市，还有谁会说它有巫蛊瘴气

明朝，云南大理，当地人闻言一番冷笑。

“大唐时期，我们这里还是南诏国，从未听说什么蛊毒蛊虫。反倒是如今，被并入中原设置大理府后，中原人就开始造谣说我们蓄蛊，什么虫子都说是我们的蛊虫，既然这么害怕，那还过来做什么”

在没有与中原文明发生碰撞之前，云南一直自成一体。

唐朝时是南诏国，南宋时是大理国，都没有过“蓄蛊”的史料。到云南被并入中原，在大明时期改为大理府，就开始有了“蓄蛊”的污名，中原人对当地人畏惧如虎，仿佛是个人都会养蛊要害中原人。

最可怕的是，其实在双方的交流中，有些有识之士并非没有发现巫蛊之说的荒谬，但是依然选择了附和，选择了污名化。

不仅仅是经常接触所谓“中蛊”的大夫能发现“蛊毒”的真相就是一种疾病，不少文人也发现了，并且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出自己的看法，同样认为“蛊毒”是疾病，是人们对疾病和未知事物的惧怕，但是很可惜，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伸张。

被传“养蛊”的地方，只能靠经济发达、与外界文化融合后，才能随着时代的发